3月6日，在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和广东省临床试验协会/中国胸部肿瘤研究协作组（CTONG）主办的“第18届中国肺癌高峰论坛”上，医院终身主任吴一龙教授提出，针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系统治疗后获得完全缓解（CR）的患者，建议检测肺癌微小残留病灶（MRD），有助于判断预后和制定进一步的治疗策略。
MRD的概念最初源于血液肿瘤治疗，被引入实体瘤之后，也主要用于早期接受根治性手术患者的复发预防。对于不可手术切除或已经出现远端转移的晚期肿瘤患者，MRD的临床意义和使用价值可谓微乎其微。但近年来随着多个免疫治疗长期随访临床研究结果的公布，晚期肺癌患者已经可以实现五年长生存。
年9月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年会，以及年1月召开的年世界肺癌大会（WCLC），分别公布了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帕博利珠单抗（国内俗称K药）单药或联合化疗治疗晚期NSCLC多个III期临床研究的长期总生存（OS）随访研究结果，结果令人振奋。
KEYNOTE-研究中位随访59.9（55.1-68.4）个月的OS数据显示，K药单药对于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D-L1）高表达的患者，3年客观缓解率（ORR）高达82%。K药单药一线治疗能让近三分之一（31.9%）PD-L1高表达（TPS≥50%）的晚期NSCLC患者活过5年(对照化疗组16.3%）；
KEYNOTE-研究中位随访46.9（35.8-62.1）个月的OS数据结果则显示，K药单药一线治疗PD-L1表达阳性（TPS≥1%）患者3年的OS率为25%，比对照化疗组（17%）高出8%；
KEYNOTE-研究中位随访46.3（41.8-54.1）个月的OS数据结果，显示K药联合化疗一线治疗组的3年OS率为31.3%，显著高于对照安慰剂联合化疗组的17.4%；亚组分析中，在PD-L1高表达的患者中K药联合化疗的3年OS可达43.7%。KEYNOTE-研究中位随访67.4（60.0-77.9）个月的OS数据表明，K药二线治疗PD-L1TPS≥50%和TPS≥1%的晚期NSCLC患者的5年生存率分别为25.0%（对照化疗组8.2%）和15.6%（对照化疗组6.5%）。
MRD能否让免疫治疗更精准？能否进一步指导晚期肺癌治疗，从而让更多晚期患者获得长期生存？在“第18届中国肺癌高峰论坛”召开期间，MRD为晚期肺癌治疗带来了一场全新层面的思考。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医院肿瘤科褚倩教授和医院呼吸科胡洁教授，就MRD的检测和监测对于进一步提升肺癌，尤其是晚期肺癌长期生存率的意义做了深入和广泛的探讨。
如何定义MRD？*教授：目前抗肿瘤治疗的疗效大多是通过影像学来进行评判。在某些情况下，手术完全切除以后虽然影像学上“看不到肿瘤”，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残余肿瘤”。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目前的治疗方法都相对“盲目”，疗效也无法得到精准评估，而MRD可以改变这种“盲目”。
MRD实际上是通过一种检测的手段去寻找、评价或衡量身体中所谓的微小残余肿瘤病灶，并通过动态的监测来辅助临床治疗决策。现在检测或监测MRD最有希望的手段是通过循环肿瘤DNA（ctDNA）来进行评价，ctDNA检测阳性代表肿瘤细胞的存在。虽然看上去这只是另外一种检测肿瘤的方法，但实际上它将为肿瘤治疗理念和治疗方式带来一场革命。
褚倩教授：MRD的概念起源于血液系统肿瘤，其实MRD既存在于血液系统肿瘤，也存在于实体瘤，例如肺癌。ctDNA并不等于MRD，只能说MRD作为体内微小残留病灶，需要有效的检测方法来监测，而ctDNA可能是目前最好的监测工具之一。
胡洁教授：在实体瘤中，几年前针对接受根治性手术或者放化疗之后患者，引入了MRD的概念。但是在晚期肿瘤患者中，这个概念的临床意义并不是很大，因为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肿瘤的治疗目标并非把肿瘤细胞斩尽杀绝，从而为患者带来治愈，而是延长生存并提高生存质量。
MRD对于指导临床实践有何意义？*教授：早中期NSCLC的五年生存率在36%～68%之间。虽然优于晚期NSCLC的五年生存率，但是显然也是不尽如人意的，这也成为一个困扰胸外科医生已久的问题。
理论上，那些接受根治性手术，或者接受根治性治疗但仍不能治愈的患者，大部分是因为存在潜在的转移或者根治术后存在MRD。因此，现在治疗的发展趋势是找出那些有MRD的患者、可能没有被“治愈”的患者，这样可以有的放矢，从而针对性地给他们一个更强的后续辅助治疗或者附加治疗，从而使更多患者获得“治愈”的机会。因此基于MRD检测和监测的治疗会使早期肺癌手术治疗更加精准，这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
褚倩教授：既往MRD的临床意义主要在早期和中期肺癌，但是随着免疫治疗时代的到来，晚期肺癌患者实现了长期生存，因此对于晚期肺癌的治疗也需要